谢琼

　　2008年第5期的《华语文学》，作品风格各异。既有老将新作，也有青年作家的长篇力作，但精彩度有限。
　　迟子建的短篇《一坛猪油》，是一篇同时拥有素淡文笔和意外悬念的小说。故事从妻子“我”携子给丈夫带的一坛猪油写起，写了一对林木工人夫妇的一生。那坛猪油让他们喜得贵子，儿子后来却为爱私奔苏联；那坛猪油里藏有一颗宝石戒指，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被丈夫的同事老崔偷拿去用来娶妻，但妻子为了找到偶尔遗失的戒指坠河身亡。后来，“我”的儿子出去打鱼，在鱼腹里发现这枚戒指，老崔见罢，忍不住道出真相。而这戒指的背后，又牵出猪油的主人对“我”隐藏多年的爱。文章以妻子作为第一人称叙事人，以迟子建惯有的素淡文笔不急不缓地依照时序讲故事。悬念的由头也并不大，无非是一坛猪油、一个戒指什么的，却颇能引出出乎意料的结局。只是这些悬念写得并不够圆滑自然，虽是意料之外，却未必情理之中，和作者老道的文笔布局相比就更是如此了。
　　于晓威的两篇短篇小说《弥漫》和《刘寄奴》也在悬念上做文章，不同的在于，他的悬念建立在惯常的悬念题材上，在《弥漫》中是婚外情和凶杀，在《刘寄奴》上是抗战故事。此外，作家还善于在情节结构本身之外，运用多种叙述技巧，增添悬念的效果。在《弥漫》中，作者写了主人公丁大森的婚姻危机，以及他秉公执法检验化肥，却遭人暗算的故事。在此过程中，他的婚姻情感却奇迹般有了转机。他寻求法律保护无效，决心自带凶器防御，最终却误伤了小舅子。文章充满了对婚姻、法律的反讽，同时却又展现出夫妻伦理与个人正直方面一些令人充满希望的底线。《刘寄奴》则巧妙地将南北朝名将刘寄奴的故事、对草药刘寄奴的介绍以及一个东北抗日故事结合在一起，似乎在玩一个命名的游戏。名将刘寄奴和东北抗日军人构成一种历史的影射关系，而草药刘寄奴同时成为整个故事的起因之一和抗日军人冤情和节操的象征。这两篇作品和于晓威的不少既往作品一样，叙述人的评论性的插话都经常介入故事，以增添故事的反讽效果或悬念铺垫效果。但是，这些插话也偶尔让人觉得过于枝蔓，使得“捧哏”反而影响了“逗哏”的淋漓。
　　曹多勇的两个短篇小说，《磨盘石》和《三月初一水根娘进香》，都选取农村日常生活为题材，一篇写了新嫁的农村姑娘和蔫瓜丈夫怄气又和解的故事，一篇通过写水根娘进香，从侧面展示了这些年农村人心态趋于冷漠实际的变化。情节不甚复杂，语言却颇有味道，看上去简单、拖沓、重复，内里却透着趣味。
　　丁伯刚的长篇小说《我敢靠谁》，塑造了竞争社会中与世无争、与世怕争的边缘小人物杨大力及其周围一批这样的人物。他们软弱到无法维护自己的家庭和任何一点应得的社会利益，可怜可恨而又让人心酸。在当今这一讲求实利和弱肉强食的社会里，他们必然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群。这一看似懦弱却善良的人物形象在此前的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但以高度日常化的场景和细微到繁复的笔触塑造这类人物，却是本篇作品突出的特色。另一方面，日常化场景的堆积也使得小说导向不明，而偶尔的荒诞场景（如杨大力最后的种种病态）和日常场景的对接亦有牵强。
　　整期看来，各位作家在叙述日常生活细节或单纯历史故事时，都颇见功力，但在抖出一些令人拍案惊奇的隐情或结局时，无论是从事理发展上，还是从行文铺垫上，都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第7期《华人文学》只有两篇小说，分别是徐则臣的长篇《病孩子》和陈然的中篇《讲真话游戏》。
　　《病孩子》写于2002年，最后一次改稿于2007年，历时颇长。主人公还是那个多次在徐则臣作品中出现的青春期农村少年，只不过这次叙述了男孩从孩子到少年完整的成长历程。在无聊的校园生活中、在对女性朦胧的渴望中、在性的启蒙中、在周围人或真或假的性爱的观察中、在真挚却以死亡结尾的友情中，“我”带着满身少年的忧伤长大了。很多细节妙趣横生，很多细节也让我和主人公一起为年少莫名的忧伤落泪，但纵观全篇，无论是从整体情节设置上，还是从情绪的渐进把握上，都有些节奏紊乱，越到结尾，一个个包袱和一段段抒情接踵而至，反而麻木了读者的感觉。这篇小说更像是作者早年的练笔之作。
　　陈然的《讲真话游戏》，已曾在《大家》（2008年第2期）上发过。小说设计了一个从某天开始决定只讲真话的人物，描写只讲真话之后他的一系列不快境遇：妻子要离婚、被媒体玩弄、在公司成靶子等等。立意新鲜而有意义，但是展开得并不深入。事实上，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社会里，说真话会引起各种麻烦，这个结论相对于这个命题过于简单了。什么是真话，人究竟有没有可能说真话，人如何能面对自己进行真实的表达，才是这个说真话游戏将真正面临的困境。但是对于这一点，作品只是一带而过，绝大多数篇幅都是基于第一个结论的机械推演。 　　
　　《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5期推荐篇目：空缺
　　《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7期推荐篇目：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