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的序幕。至今三十年间中华大地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大变化的历史背景下，我国文学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苏醒，以当年10月庆祝胜利的欢歌和次年1月的哀悼周总理的悲歌迎来花开莺啼的春天，而后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开创了持续繁荣的新天地。三十年间尽管不无曲折，它所取得的卓越成绩，已为我国文学史书写了辉煌的一页。这是文学生产力大解放的年代，也是文学队伍蓬勃成长壮大，文学的思想与艺术不断创新，文学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大开拓的年代。回顾三十年文学发展的历程，检视它前行的足迹，瞻望它所开辟的广阔的道路，探讨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未来我国文学更健康的发展，正是非常必要的。

　　一
　　三十年来文学创作保持长期持续稳定的繁荣，这是“五四”以来所没有过的。文学生产力的大解放从以下数字得到证实：“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文艺刊物仅有初恢复的《人民文学》、《诗刊》、《解放军文艺》寥寥数家，而迄今全国已有文艺刊物600余家，还有近2000家报纸都有发表文学作品的副刊。新中国初的十七年，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不过320部，“文化大革命”十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只140部，新时期之初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新作增至百部左右，而1991年到1995年的五年间即出版新长篇小说2500部。最近十年每年均有800到1000部。其他作品更不可计数。创作繁荣跟创作队伍的不断壮大成正比。三十年间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从“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900多人，增加到7700人。各省市自治区作家协会的会员更逾五万人。而自由撰稿人和各条战线的业余作者尤不可胜数。文学尽管走向社会关注的边缘，其生产和消费规模都远比过去为大。上海的《故事会》的发行量曾逾600万份。80后青年作家的小说曾销数百万册。文学由于与影视艺术广泛联姻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而我国电子网络文学的潜在读者更达1亿2千万。
　　这时期文学由于回归审美的本质，并在不断借鉴的学习探索中不断创新，整体的文学水平有显著的提高。思想和艺术上有所突破的佳作连绵不绝。从历年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报告文学和儿童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评奖中，人们都可以看到许多广受读者欢迎和喜爱的优秀作品涌现出来。仅茅盾文学奖获奖的长篇小说佳作，即有数十部之多。其中像姚雪垠描写明末农民起义的《李自成》第一卷、魏巍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东方》、张洁揭示改革艰难的《沉重的翅膀》、刘心武表现北京四合院民俗风情的《钟鼓楼》、凌力再现顺治皇帝人生悲剧的《少年天子》、陈忠实刻画农村几十年革命斗争的《白鹿原》、王安忆刻画“上海小姐”王佩瑶的悲惨命运的《长恨歌》、阿来抒写藏族贵族统治崩溃的《尘埃落定》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卓具思想艺术特色的作品。而这时期许多青年作者起点比过去为高，也为评坛所公认。
　　衡量文学成就不仅要求艺术形象的生动和鲜明，文学语言的富于表现力和特色，还要求作品反映的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即它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应该说，这时期文学尽管也存在水平参差，但它的优秀之作正有力地反映了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方方面面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优点和弱点，表现了各个阶层和群体的所思所感，从而让读者看到我们伟大民族在这特定时代所显现的竞相进取的躁动的灵魂和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以及它积淀的负面惰性。从对历史错误的反思和舍弃，到对未来光明的执着的寻求和奋斗，从对传统文化的缅怀和自省，到向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探索和建树，从反映现代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的学习和借鉴，到表现时尚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模仿和创新，这一切莫不折射于这时期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而对于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历史叙写，从帝王将相到仁人志士、才子佳人、乃至市井小民、三教九流，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也还没有哪个时期比得上这时期描写的广泛和深刻。
　　三十年间有大批杰出的作家涌现于文坛，他们都不仅有多卷、十多卷文集，乃至像季羡林、王朝闻、李尔重等那样有20多卷文集出版。许多作家影响及于国内外。有些作家纵跨现代和当代，在二十世纪我国文学史上已进入了大师的行列。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丁玲、艾青、臧克家等现代文学的开创者，还有钟敬文、冯至、何其芳、钱钟书、杨绛等学者，新时期之初都为文学的新发展做出自己不同程度的贡献。刘白羽、张光年、陈荒煤、孙犁、冯牧、贺敬之、魏巍、周而复、马识途以及郭风、袁鹰、屠岸、绿原、牛汉、郑敏等众多三四十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在近三十年中也或以小说、诗歌和散文的新作，或以理论的阐发，为自己的文学生涯画上晚霞般灿烂的一页。而王蒙、邓友梅、玛拉沁夫、李国文、徐光耀、刘绍棠、柯岩、李准、冯宗璞、张贤亮、从维熙等崛起于五十年代的作家，在新时期都有许多力作问世。被称为“知青作家群”中的陈建功、叶辛、韩少功、王安忆、梁晓声、张抗抗、竹林、张炜、张承志、铁凝、舒婷、贾平凹、成一、李锐等更以丰富多彩的创作超越于“知青文学"，成为这时期文坛创作的主力。军旅作家李瑛、徐怀中、朱苏进、李存葆、周涛、莫言、阎连科、徐贵祥、柳建伟、朱增泉、王久辛等也成就突出。女性作家中张洁、叶文玲、舒婷、温小钰、陈染、林白、斯妤、翟永明、叶梦、王英琦、马丽华、毕淑敏、彭名燕等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均显示了自己卓越的才华和潜力。散文作家中还有王充吕、梁衡、余秋雨等的作品也卓见特色。徐迟、黄钢、陈祖芬、何建明、杨黎光等的报告文学尤影响深远．儿童文学领域更群星竞起，金近、樊发稼、高洪波等的儿童诗，洪迅涛、葛翠琳、孙幼军等的童话，曹文轩、秦文君等的儿童小说都富新意。这时期少数民族作家尤蓬勃成长。像蒙古族的巴·布林贝赫、扎拉嘎胡、查干，维吾尔族的铁依甫江、可里木·霍加、铁木尔·达瓦买提，壮族的陆地、韦其麟、韦一凡，满族的胡昭、赵大年、巴音博罗，朝鲜族的金哲、任晓远、南永前，哈萨克族的米吉提，白族的晓雪、张长，藏族的益希单增、扎西达娃、央金，回族的霍达、石舒清、马瑞芳，彝族的李乔、李纳、吉狄马加等，对这时期文学都做出自己的可贵贡献。更可喜的是，许多过去尚无作家的民族在这时期也出现了作家群。至于全国新生代中70后、80后和90后尤有许多新作者崭露头角，他们以蓬勃的创造力为这时期文坛增添了绿色的生机。
　　在这三十年，文学理论批评为文学创作担当了打破坚冰、拓展航道的先锋角色，也为评点新人新作、研究历史的经验教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时期创作的新局面的打开，与周扬、夏衍、林默涵、张光年、陈荒煤、冯牧等为代表的理论批评界在反对“极左”思潮，拨乱反正中所做的努力正分不开。《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等报刊当时都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出场召开评论界的座谈会和发表文章创造舆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文艺本质与形象思维问题、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问题、主体性与客体性问题、新人文精神问题、网络文学与人民文学问题等的深入探讨，先后都展开于这时期。文学批评的多视角多方法的发展，微观批评与宏观批评的双向展开与结合，当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也都在这三十年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仅新编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便达50余种。新时期之初活跃评坛的阎纲、谢冕、顾骧、谢永旺、陈丹晨、刘锡诚、雷达、何镇邦、陈骏涛、曾镇南等至今仍在写作，而白烨、陈思和、陈晓明、张颐武、孟繁华、吴义勤、吴秉杰、李炳银、何向阳、谢有顺、丁帆、樊星等中年评论家和年轻的一代评坛新秀，更成为今日评论界的主力。由冯牧、荒煤、洁泯等分别主编的包括四代评论家的好几套评论集丛书计百余种的先后陆续出版，便部分地展现了这时期理论批评活动的宏大队伍和学术概貌。
　　这时期我国文学所以能持续繁荣当然与改革开放，与社会政治总体稳定、经济高速发展和文化快步提高以及科技进步所提供的良好环境分不开，也与文艺不再从属于政治并受到市场经济的支持分不开，更与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文艺政策分不开。
　　二十世纪的百年间，先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廷逃亡，被迫赔偿巨款；辛亥革命后又出现军阀割据和混战，继之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一次抗日战争，举国动荡，民生凋敝。新文学虽取得彰显的成绩，影响深远，但当时文学很难走向大众，其生产和消费的规模都十分有限。许多作品的思想导向和艺术水平也参差不齐，乃至相当粗糙。新中国成立初的前二十七年，文学虽然更广泛地走向群众，却又经历朝鲜战争和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都使文学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旧中国的市场经济使许多作家慨叹“文章都为稻粱谋”，新中国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过于制约文学创作，也使许多作品不免带有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病乃至错误的政治倾向。几十年间我国作家都很难长期坐下来潜心进行自由的创作。而新时期的政治大稳定、经济大发展和文化大普及、大提高，不但为广大作家创造了安定的创作条件，还为文学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市场需求。新时期伊始，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和邓小平申明对作家艺术家“写什么和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八十年代初他又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这就使文艺走出长期过多政治干预的阴影。虽然文艺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政策方针的贯彻执行，毕竟不仅使作家在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选择上有了不断拓展的广阔天地，也使他们的创作个性得到有利于文学创新的独特表现。从而也就使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自由的发挥，使文艺生产力获得极大的解放。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则使作家直接面对市场多种多样的需求，并有可能从稿酬体现自己劳动的价值。文学一旦成为市场流通的商品，也就使它迅速发展为有利可图的文化产业，从而可能不再依赖于国家而能够依靠自身的利润维持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长篇小说和散文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市场需求的支持。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更为书籍印刷的现代化、为文学通过电子网络和影视获得无限的覆盖面创造了空前未有的可能性。没有上述历史条件的汇聚，我们便很难设想这时期文学的繁荣。

　　二
　　三十年文学既有它的不同发展阶段，又有它共同的特色。它大略经历了如下的发展阶段：(一)从1976年10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文学初步复苏的阶段。由于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和作家如获第二次解放。当时虽然涌现了揭露和批判“文化大革命”的“伤痕文学”，如《伤痕》和《班主任》等，但“两个凡是”的信条仍然钳制人们的思想。现实主义的传统有所恢复和发扬，大量作品仍然沿着为政治服务和个人迷信的习惯轨道滑行。不过，坚冰开始打破，航道正在开通。大批作家都返回文坛并欣喜地开始自己的重新创作。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唤，成为当时重要的创作思潮。朗诵诗、短篇小说和苏叔阳、崔德志、宗福先等创作的话剧扮演着文坛最有影响的角色。(二)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促进文学进入多向探索的阶段。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思想上拨乱反正的改革开放，由于中西文化因开放而大规模撞击，也由于后来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提出“创作自由”的口号，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改革文学”、以《天云山传奇》为代表的“反思文学”、以《爸爸爸》为代表的“寻根文学”相继登台；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受到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影响的“朦胧诗”、“探索性戏剧”、“先锋派小说”、“新写实小说”、“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也先后纷纷涌现于文坛。十年间题材的步步扩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视角、形式和技法的引进和实验，成为时尚的文学大潮。中篇小说成为这十年走红的文学体裁。冯牧主编的《新时期中篇小说选集》丛书便集中展示了这方面的成绩。而盲目崇洋迷外和“全盘西化”则成为当时一度的偏颇倾向。(三)1989年政治风波后思想界的沉思和崇尚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文学走向反归传统和迎合市场的双向选择阶段。当时先锋派文学实验浪潮很快跌落。现实主义在文坛掀起强劲的冲击波。像周而复、王火等表现抗日战争的悲壮历史，像何伸、谈歌、刘醒龙描写村民村官和某些企业群众的生存困境，像张平、陆天明、周梅森揭露社会腐败与呼吁官场“反腐倡廉”，成为文坛重要的主题。而文学疏离政治和现实的倾向则多表现于走向内心世界和性意识描写的“新体验小说”、“女性主义文学”和“下半身写作”，市场需求也引发以渲染性和暴力为卖点的通俗文学走俏。整个九十年代，校园文学更加蓬勃，散文因读者的喜爱而繁荣。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文学更掀起创作的高潮。作家从怕“触电”到纷纷转向影视文学的创作，以图获得更广泛的受众和更丰厚的收入。网络文学开始兴起，尽管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四)进入新世纪，文学又出现新的历史背景，进入政治导向和市场需求互动下重新思考和开拓的阶段。文学创作对市场的依赖进一步增强，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的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的树立，“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号召的发布，使文学的重新思考表现在像《国家干部》、《根本利益》等表达人民的心声和愿望，“打工文学”突现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官场文学”更尖锐地揭露社会的腐败，都使文学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得到加强；《猎原》、《狼图腾》、《藏獒》等长篇小说和有关山林与江河破坏、污染等思考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学”的大批涌现，80后作家的“青春文学”和魔幻小说兴起，都使文学的题材领域获得扩展。而文坛上长篇报告文学和长篇小说继续扮演主要的角色。《诗刊》发起的“春天送你一首诗”的活动受到群众的欢迎，使处在市场夹缝生存艰难的新诗出现生机。而旧体诗词包括新古体诗的作者日益广泛，使我国作为诗歌大国新旧诗双体分流的格局更见稳固。三十年文学尽管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有许多特征却贯串于这时期的始终，并不断得到加强。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文学思想导向中社会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不断强化。发扬爱国主义本是我国文学的优秀传统。这时期人们从受难者所写的“大墙文学”，到叙述历史的大量作品中都能感受到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的回荡。特别是描写战争的军旅文学，从徐兴业的《金瓯缺》到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魏巍的《东方》、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徐贵祥的《八月桂花遍地开》，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更是最响亮最突出的旋律。而人道主义精神也是我国文学、特别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启蒙标志。“文化大革命”中人性的变异和对于人的尊严的肆意蹂躏，直接导向新时期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强烈呼唤。因而从“伤痕文学”到“新写实主义”、到“底层写作”，都贯串对于人的关怀，对于人格尊严的维护，对于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吁求和对于弱势人群的深切悲悯。作家不仅呼吁对于人的尊严和权利以及个人利益的尊重，而且呼吁对于人的个性发展和生命欲望满足的尊重。文学对人性的表现也从阶级性扩向共同人性，扩向人的社会性、文化性和生命性，对人性作出更丰富和复杂的揭示其间虽有抽象人性论的误区和传统人道主义的的浮起，但理论界对人性研究、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阐发皆趋向全面和深入，特别是“以人为本”新观念的提出和讨论，更大大促进文学中新的社会主义人文精神传播。其中也涵盖有对民本思想、天下为公思想和天人合一思想等民族精神的弘扬。
　　第二，文学多向艺术探索中现实主义显示越来越强劲的活力。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所产生的中西文化的大规模撞击，使我国文学的艺术视野扩及世界二十世纪的多种多样的探索，并在八十年代的实验浪潮中一一加以模仿和尝试。但就文学创作的总体而论，现实主义一直占有主导的地位，小说和散文中尤为如此。这时期现实主义由于开放，吸取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许多表现方法和手法，出现了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等多种形式，许多作品与传统现实主义要求再现细节和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真实便有所差异。而传统现实主义在小说创作中仍被大多作家所沿用，在历届各种体裁的文学评奖中，获奖的多数作品都体现了它的基本要求。从严酷的现实主义到浪漫的现实主义，也都标志现实主义的开放。它必然使作家的创作扩大了艺术表现自由度，也使作品的艺术形式风格更丰富多彩，更摇拽多姿，更具这时期文学对现实和心灵认识的美学价值。
　　第三，文学题材越来越广阔，真正实现了历史、现实、天上、地下无所不写。历史题材包括远历史和近历史都空前广泛地被置于作家笔下，从《炎黄》到《辛亥风云录》，读者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和事件从炎黄二帝到孙中山都得到广泛的描写；在戏说的作品如《我的帝王生涯》中完全虚构的人物和故事也被许多作家表现于历史场景中。抗日战争的小说在这时期尤有可观的收获。既有王火的《战争与人》那样迹近纪实的作品，也有莫言的《红高粱》那样拓自野史式的作品。这时期历史题材和主题的大规模的突破，不仅为“五四”后的新文学所不曾有，更为新中国的前二十七年文学所不曾有。现实题材也走出新中国初二十七年的窠臼，广泛地描写了新时期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新变化，且把更多的笔墨描绘了上自领袖人物、国家干部下到普通百姓、三教九流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歌颂社会主义新人和英雄人物，揭露贪官污吏的腐败罪行，再现士农工商的生存状态，悲悯底层弱势群体的不幸命运，都无不见于这时期作家的笔下。乡土、城市、机关、学校、军队和工矿企业在各种体裁中都被广泛表现。女性主义文学的兴起，科幻小说的推广，魔幻小说和神话小说的新创，新边塞诗、爱情诗、山水诗、城市生活流诗以及各种童话和故事鸟兽虫鱼草木灵怪的描写，都显示这时期文学题材的拓展超越于以往的广度和力度。
　　最后，大部头作品涌现和宏大叙事的制作，势头越来越强劲。像姚雪垠的《李自成》11卷，凌力的《少年天子》、《倾国倾城》、《晨钟暮鼓》等清代宫廷系列，吴因易的“唐宫”系列8部，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12部，刘思奋的《白门柳》4卷，熊召政的《张居正》四卷等历史题材的巨构，固然都完成于这时期。而李尔重长达8卷《新战争与和平》、周而复长达6卷的《长城万里图》也产生于这时期。即如描写现实题材的许多巨构，如魏巍的《东方》3卷，张洁的《无字》三卷，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三卷，王蒙的《季节》系列四卷，周大新的《第二十幕》和王旭峰的《茶人》、成一的《白银谷》各3卷也出现于这时期。长篇报告文学、长篇人物传记和长诗的创作也方兴未艾。这种创作现象的涌现并非偶然。如果作家没有充分的生活和艺术准备，并赋有长时间的从容创作的努力和创作的物质生活保障等条件，要完成这样长达百万到数百万字的作品，那是不可能的。
 
　　三
　　回顾三十年文学，我们确实不应低估它的成绩，但也不应无视它还存在的问题。并且必须从成绩与问题中吸取重要的经验教训，以提高自觉的理论认识，使我国的未来文学更好地前进。
　　新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语境使这时期文学产生以往新中国文学所未曾有的新的挑战和缺失。主要的问题是文艺不再“从属于政治”，却越来越多地从属于市场需求，从属于金钱的收买。由此又往往导致文学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乃至损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方面，在国内外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下，所有的作家都仍有他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政治爱憎情感，并不同程度地表现于自己的作品中，因而八十年代就不仅有某些作品“远离”政治，更有传播“全盘西化”的政治思想倾向的，如《河殇》便是突出的代表。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中还出现鼓吹和散布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以及封建主义观念的作品。而受到西方弗罗伊德学说、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和性解放理论的影响，自八十年代初掀起的描写性意识、性行为的浪潮，越来越成为文学市场的热卖点，它迎合某些趣味低下的读者需求，反映现实腐败的某些生活层面，反过来便构成腐蚀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有害创作倾向。而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阐释，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也并不少见，或一概颠覆阶级斗争的学说，或肆意歪曲革命斗争的历史，或以抽象人性论来揭示所谓“人性的深度”。诋毁崇高，消解道德，以丑为美等甚至成为一时的被趋奉的风尚。市场的某些需求和金钱的诱惑，还导致有些作家往往粗制滥造，使他们的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趋降低，甚至产生了大批垃圾性的作品。网络文学的兴起虽有它划时代的积极意义。然而其中思想趣味低下、文字拙劣的随意之作，正所在多见。
　　这些问题的存在既与我国还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文化的强势包围中有密切关系，在全球文化交流频繁的格局下世界资本主义文化的渗透必然也会带来某些腐朽的东西；同时也与这时期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及其相应的多种意识形态并存相关，现实生活的温床确实不断滋生人们不同的立场、观点、情感和审美趣味。因为，归根结底，意识总是存在的反映。但须知意识反过来也能影响存在。在多种经济成分中我们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在多元的思想文化中我们也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元。我们的文学必须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必须张扬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人道主义，必须传播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念。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占据时代的思想高度，烛照未来，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前进的历史步伐相一致并铸造崇高的国魂和民魂。这是在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中，在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中，作家艺术家历来肩负的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所以，细心辨别创作倾向中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健康的、进步的，什么是腐朽的、倒退的，从而不断提高认识，激浊扬清，就非常重要。
　　当前，我国面临和平发展的大好机遇，也面临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新的挑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历史过程中，文学艺术如何迎接和反映新的历史前景，在创作中更好地落实“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作为和谐文化的一部分积极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这无疑是摆在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我国文学有必要更好地吸纳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以期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我以为如下三点尤值得我们深思：
　　(一)审慎地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政治是经济集中的表现，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体现于政治斗争和政府行为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作家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情感在文学中的表现。因而从全局看，文学不可能脱离政治。但作为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创作中确有许多没有政治内容和倾向的作品，因而不能要求作家的创作都从属于政治，都为一定的政治服务。虽然我们提倡作家应当关心政治，关心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大义，自觉地秉承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尽力以自己的作品去为人民的进步的政治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当阶级和民族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激烈尖锐的年代，作家也必然会以笔做刀枪，去为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情感，做出非凡的努力。以往由于要求不论什么条件下文艺都要为政治服务，这不仅限制了文艺创作的广阔而丰富的题材和主题，而且为奉行错误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四人帮”以“政治”的名义祸害文艺、迫害文艺家开了门户。新中国十七年文艺的曲折，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文艺的凋零和新时期三十年文艺的繁荣，正充分说明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重要性。新时期文学繁荣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原因正是党和政府遵循邓小平理论奉行一条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并审慎地调整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才大大解放了文艺的生产力，扩充了文艺的题材和主题，使广大作家能够沿着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宽广道路前进。
　　(二)辨证认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文艺归根到底总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但这种反映并非机械的照相般的，而是能动的曲折的，是通过创作主体拥抱客体，通过作家的观察力、想象力和幻想力，通过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自己体验到的情感和激情来实现的。因而，文学艺术并不等于现实生活。它是人依照美的规律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界”，是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产物。忽视创作主体的作用，只强调作家必须深入生活，这就难以说明何以同样深入生活的作家会写出思想艺术品位很不相同的作品。而只强调主体的作用，忽视作家深入生活，不断丰富自己的生活体验的必要性，则往往使很有才华的作家也陷入文思枯竭的境地，乃至只是浅薄地不断重复自己的构思和形象。如果说，过去我们曾经过于强调深入生活的重要性，使不少作品只是机械地模仿生活，缺乏创作主体富于想象力和幻想力的灵动性，缺乏思想和艺术的独创性；那么新时期一度过于强调创作主体的能动性而使某些作家不同程度地脱离现实生活，或不再努力去扩充自己的生活资源，这无疑正是他们的创作缺乏后劲，缺乏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乃至不断重复自己的基本原因。
　　(三)妥善推进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每一代作家总是在不同程度地继承先人传统的基础上开始自己的创作。对于前人，包括外国作家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借鉴，是我们的文学能否具有时代的高度和超越性的重要关键。但超越性的另一更重要的关键则在于锐意创新。你不知道前人所已经达到的高度，你就不知道该从那里超越，也不知道何谓创新。这正如跳高选手一样。你必须从前人创造的高度去超越。没有基本的训练和身体的素质，没有必须掌握的技巧和顽强的意志，你都难于刷新前人的记录。所以，继承和创新，两者密不可分。继承越深厚，借鉴越广泛，就越知道应该从哪里创新。自然，艺术创新的源泉还是生活。具有民族和时代特色的新生活会提供新的题材和主题，因而也要求新的形式和风格。但同样拥有新的生活，有人可能发掘不出新的主题，或仍然旧瓶装新酒，创造不出新的形式和风格。这里就有具不具备自觉的创新意识和创新努力的问题，还有从深广的继承和借鉴中悟未悟到该从哪里创新的问题。所以正确处理继承、借鉴和创新的关系，就非常重要。应该说，这时期我国文学有许多创新，从而使文学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都比过去丰富了，推进了我国文学的发展。但也有只是模仿前人或只是移植外国的、没有从我们民族生活的时代的特色去考虑的所谓“创新”。实践证明那种做法并不成功，是足以引为教训的。
　　我国新文学走过建国前的三十年和建国后的前二十七年，又走过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三十年，我们不但成长起一支宏大的拥有丰富经验教训的文学队伍，而且在前人开拓的宽广道路上取得巨大成绩，而今，整个国家和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已迎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国的文学艺术只要坚定地沿着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前进，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相信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未来的岁月也一定能够创造出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