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一向认为，王充闾散文创作是当下现代汉语文学创作一个极值得研究的案例。这并不是因为王充闾散文获得了当代散文创作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并且在散文界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而是在我看来，王充闾的散文创作集中地体现着自上个世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汉语文学由古代汉语文学向现代汉语文学转型的一些重要特征。古代汉语文学建立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生活历史的基础之上，展现着延绵五千年不断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与美学理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思想体系与艺术传统，在世界上独领风骚。但是，在世界还处于农业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古代汉语文学并没有得到过真正的世界性传播，而现代汉语文学是以西方现代思想和文学经验为思想与艺术资源，以对古代汉语文学革命性的方式产生的，从一开始其身份就不断地遭到质疑。直至今日，依然同时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一方面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一方面认为中国新文学并没有真正具有过“现代”意义的现代性品质。由于现代汉语文学在内在的文化精神、写作理念、美学品质、艺术境界、语言魅力等方面远没有古代汉语文学那样形成稳定、和谐的创作与鉴赏的美学机制，因而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等相比，在世界上传播的广度与深度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汉语文学真的就是既无民族文学传统的根性，又无体现社会发展的当代性。我们必须看到现代汉语文学在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形成、发展的特殊历程带来的影响，同时也必须看到一些优秀的中国作家对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现代汉语文学发展之路积极的探索。我想，王充闾散文创作及其成果能够显示现代汉语文学这种“在路上”的状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汉语文学的历史联系与变迁，可以看到现代汉语文学创作的成就和存在的深层问题，也可以看到新的全球化语境下汉语文学的某些发展趋向。本文试就王充闾散文创作的审美心理作一分析，从创作主体的视角观察现当代作家的创作姿态。

　　一
　　审美心理并不是单纯的心理学问题，而是关涉到人的生存境界问题。就人的生命存在来说，实际上在两个层面存在着：一个是物质性的现实存在，一个是意识性的精神存在。人的精神存在是人的现实存在的一部分，而且是最为体现人的品质的一部分，体现着人对自身现实存在的认识、理解与评价，马克思将其称为“理论存在”。艺术则是人以审美的方式表现人对自身现实生存状态的思想与情感倾向，其自身也属于人的现实生存方式的一部分——人的审美存在方式。因此，审美心理并不是神秘的东西，它的依据存在于主体的现实存在中，与主体的思想、人格、美学经验有直接的联系。
　　以现世精神为特点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将人的现实生活与理想的境界统一起来，形成了人的现实存在与精神、审美相统一的写作理念。写作已经是将现实存在上升为审美存在的一种方式。在写作中品味人生，人生同时在写作中实现，将写作与人生直接统一，成为人生的组成部分，上升到人现实生存方式的本体地位，是中国传统写作观念的一个突出特点。王充闾自己也曾说过：“对我而言，读书、创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兴趣、爱好，而是压倒一切的‘本根’，是我的内在追求、精神归宿，是生活的意义所在，是我的存在方式。”①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精神烛照下，写作才有了更高的哲学的意义，人们才会以一种更为庄严、超越的态度来对待它。王充闾的散文写作正体现了这样的一种写作理念。他不想作一己私情、私欲或偶然感受的表达，而更愿意上升到宇宙、人生、社会、历史的层面体验一种哲学思考与探索，以世间的大我，探寻天地之间的人性、人生的理想境界。他说：“从一定意义说，哲学不是学术性的，而是人生的，哲学联结着人生体验，是一种渴望超越的生存方式，一种闪放着个性光彩、关乎人生根本、体现着人性深度探求的精神生活。因此，说到超越，说到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我必然会想到哲学。我们当会注意到，在那些伟大的艺术杰作中，在那些丰富多彩的感性世界深层，总是蕴含着某种深刻的东西，凝聚着艺术家的哲学思考，体现着他们对人类、对世界的终极关切。”②在王充闾的意识中，散文创作不再是简单的写作活动，几乎是与哲学同一的，同时又是一种践行主体人格理想的行为方式，或者直接说，是主体生命审美化的现实存在方式。阅读王充闾全部作品和他的理论文章，可以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他是一个真正把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写作密切融合在一起的作家，因而也是一个真正将个人的生命意识与人格理想印存在文学中的作家。我们甚至无法清晰地区分出王充闾是个文学家还是哲学家，是在作业余化的情趣体验式的文学玩赏，还是直接转化为生命存在的现实方式。这样的文化品格与践行方式，使我不免想起冯友兰先生非常赞赏的金岳霖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家的描述：“中国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苏格拉底，因为他把伦理、哲学、反思和知识都融合在一起了。就哲学家来说，知识和品德是不可分的，哲学要求信奉它的人以生命去实践这个哲学，哲学家只是载道的人而已，按照所信奉的哲学信念去生活，乃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哲学家终身持久不懈地操练自己，生活在哲学体验之中，超越了自私和自我中心，以求与天合一。十分清楚，这种心灵的操练一刻也不能停止，因为一旦停止，自我就会抬头，内心的宇宙意识就会丧失。因此，从认识角度说，哲学永远处于追求之中；从实践角度看，他永远在行动或将要行动。这些都是不可分割的。”③王充闾自幼曾在私塾中饱读传统经典，四书五经倒背如流，甚至连清诗都脱口而出，是一位有深厚传统文化与文学修养的作家。传统文化的浸润使他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理解和感受方面带有深刻的文化母体的印记，获得了构成自身文化人格理想与审美意识的精神原型。因此他才能成为金先生所描述的“哲学①②家”，持久不懈地操练自己，生活在哲学体验之中，超越自私和自我中心，指向更高的精神世界，才能在创作中以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深邃的社会、人生的思考，以及对传统艺术手段炉火纯青的运用，营造出高远的艺术境界，创造出具有中国传统文学气韵和美学精神的作品，成为当代散文创作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源于传统文化精神的哲学、伦理、知识和审美都融合在一起的生命意识与存在方式，形成了王充闾追求哲学化生存境界的内在动力，使他崇尚有智慧的超越个人物质存在局限而更具精神品质的存在方式，追求更高远的精神境界。

　　二
　　在王充闾的系列散文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的人格理想中包含着异乎寻常的精英意识。是这种精英意识引导了他的审美价值取向，不仅使他不断地追求创作上的卓越与完善，还使他的创作超出个体生存的直接要求和生命意识的表达，赋予自己探索社会、历史、人性与民族精神建构的使命。在世界范围内的后工业社会的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原有精英性的群体特征、文化品质、公共道德价值日益为市场化、物质化、市俗化所消解，理想、责任、价值，甚至理性等表现精英意识的词语都遭到疏离和嘲笑，王充闾却在创作中如此鲜明地坚守着精英意识和以此为基础的审美价值立场，代表了新的文化语境中现代汉语文学创作的一种文化选择。
　　王充闾有着一种对自身知识、智慧、领悟力的自信，带着这种自信不断体验着由超越自己与超越他人而带来的愉快。这是一种源于对自身能力确证而带来的审美愉快，对于这种审美愉快的追求也演化为他体验智慧人生的人生情趣。这种自信使他相信自己要做的事情就会做得最好，也促使他做人做事都努力追求卓越。从二十多年来王充闾散文创作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散文创作达到卓越境界所做的努力是巨大的，他不允许自己在散文创作的知识构成方面有任何的缺陷，甚至不允许有任何没有达到卓越的地方。在对两方文化与文学传统的吸收与运用方面，在散文理论研究与批评方面，在对当代文艺思潮的把握方面，他都迅速提高到与专业人士平等交流的水平。使他具有古今中外、思想与文学完善的知识结构，能够以民族性、世界性、时代性的视野思考与表现现实社会与人生。笔者看来，他是把散文创作当做一项宏伟的事业去完成，不仅带着对艺术的崇拜，还带着巨大的挑战心理，因为他为自己确立的目标是达到当代散文创作水平的顶峰。为了达到事业的顶峰，他虚心学习，不耻下问，敏锐地捕捉每一个新鲜的思想观点用来充实、发展自己，沉浸完善和优化知识结构之中，沉浸在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与探索之中，沉浸在艺术创作的体验中。终致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即获得鲁迅文学奖，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也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和学者们的关注。
　　自觉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使王充闾的散文创作始终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传承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天下情怀和理性精神。文学创作的个体活动特点决定了创作主体具有选择不同的精神向度的权利：完全可以以写作主体的个人为本位，写个人的隐私、欲望、琐屑与偶然，也可以写超越一己私情的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思考与发现。当然，不同的精神向度会使作品产生有不同的境界。在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方面，王充闾合逻辑地选择了展现自己的天下情怀。他的文学观其实就是建立在这种天下情怀基础之上的。对于文学的理解，王充闾有多处表述：“文学是国民前进的灯火，担负着改造国民性的神圣使命。就其总体而言，永远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写照与思考。”“文学也是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①王充阊还用了“文学本体”的概念。他认为：“从回归文学本体的角度看，文学在充分表现社会、人生的同时，应该重视对于人的自身的发掘，本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生存价值的深度关怀，充分揭示人的情感世界，力求从更深层次上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揭示心理结构的复杂性。”②这里所引的对文学的不同表述大概在王充闾看来，已经有了由社会、人生向人自身发掘的不同深度的区别，其实，其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对人的生存关怀，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度探索，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思考虽然从个体的生命体验为起点，但其旨归在于普遍性与必然性的揭示，在于民族与社会文化精神的建构，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体感性存在的范围，展现出对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关注，蕴涵着巨大的理性精神。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精英知识分子的天下情怀和理性精神，王充闾才能够要求自己的散文创作不断地“超越”，展现出“深度意识”。“超越”与“深度”，是王充闾散文创作理念中的两个关键词。在演讲、访谈和评论文章中，王充闾反复强调自己在创作中对“超越”与“深度”的理解与追求。他指出，文学创作“如果缺乏精神的超越性，光有一般的感觉、体验，或者是困苦，或者是忧患，充其量只是一种‘伤痕式’的文学，只能告诉读者有这么个事情。而我们应该做到的，是要能够超越情感与激情，抵达一种智性与深邃，在似乎抽象的分析和演绎中，激活读者为习惯所钝化了的认知与感受，把形而上的哲思文学化，以诗性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生命意识；或以独特的感悟、生命的体验咀嚼人生问题，思考生命超越的可能。”③“超越”在王充闾这里，已经不只是文学创作层面的文学视野与表现内容的问题，而且进入到创作主体超越自己现实存在的有限性的哲学、伦理与实践的层面。
　　深度是王充闾通过超越而要达到的目标。他认为：“在任何时候，深度、深刻，都是判断文学艺术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④他严厉批评标榜后现代文化的写作浅表化、碎片化、去除中心、脱离深度，把创造性的艺术实践理解为个人琐碎的、偶然的、无意义的生命律动，只关注个人经验，迷信个人言说的权利，平面化、被动式地还原生活，热衷于表现人的生物性特征，沉迷于物质享受与原始欲望的张扬，使文学粗鄙化、媚俗化，缺乏超越精神与审美观照，缺少主体性的深度追求，造成精神探索的消解，美学追求与想象力的流失。他批评当前的散文创作思想平庸化、话语共性化，多的是繁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展现和心灵的萎缩，少的是对审美意蕴的深度追求，认为这种写作不仅消解了文学应有的深度，消解了社会批判功能，而且消解了日常诗性，造成文学本质的流失。对于在商业社会中出现的失去生命的价值感和方向感“空心人”和不仅失去外在的完整性，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割裂、对立状态，而且失去了内在的统一，被各种矛盾冲突弄得支离破碎的“碎片人”的所谓创作，保持高度警惕⑤。他指出：“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那种面向心灵世界的深入开掘，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同样不可或缺。追求深度无论如何是文学走向更大精神空间的有效途径。”⑥基于这种认识，他在散文创作中不懈地努力开拓着思想与艺术表现的深度。他总结自己的散文创作一步一步走向深入的三个阶段：因蜜寻花，感受山川胜境中留下来的无数诗心墨迹显现的性灵之光，以独特的审美感受写出美文；深入观照对象的意义世界，以作家的人生感悟和史家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寻求一种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意蕴深度，“揭示历史规律与人生的悲剧性、无常感，或者说，是在有常中探索无常，又在无常中体现有常”①；关注人性、人生和人类精神家园问题，“想在物质化、市场化、功利化的现实中，寻找人的精神的着陆点”②也就是将散文创作深入到形而上的哲学层面。或许王充闾所列的三个阶段并没有确切的深浅之分，但他对深度的思考与追求却是十分明确的，他要求自己的创作在思想的深度、对人性、人的心灵揭示的深度、审美意蕴表现的深度、对生活表层背后严峻的现实剖析的深度、对现实人生批判的深度等方面都要达到当代的最高水平。
　　对于自身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和在创作中所体现的天下情怀与理性精神，王充闾在文化立场与文学精神方面实现了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沟通。他的那种不愿平庸、发奋图强、刚健有为的生命意识与生存方式，也正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历代相传的“内圣”的精神底色。从一定意义上说，王充闾的散文创作，其实是其美化“内圣”人格的方式，也是其艺术生存方式。虽然他没有政治上的“外王”诉求，但他十分重视内在心灵的修养，在精神超越与艺术创作方面却有着永不歇息的对卓越的追求。他的文学观，不仅基于他的人格理想，还渊源于汉语文学“经世致用”、“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传承于五四新文学发生以来的现实主义为主导的文学精神。

　　三
　　如果试图简单地区分出王充闾所传承的传统文化与文学思想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将会十分困难。传统文化与文学思想在王充闾散文世界中存在着一种有趣的现象：王充闾在散文创作本身所显现出来的刚健有为的精神与其在作品中推崇与践行的道家，特别是庄子的诗化人生态度与感受世界的方式之间似乎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矛盾。如前所述，他追求卓越的人格理想、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与文学的价值立场，他在创作中对实现超越和深度所做的巨大的努力，都展现着强烈的刚健有为的“入世”精神，不能不说是属于儒家思想体系的证据。而王充闾自己却多次申明自己对道家人生境界的向往和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作为一种生命体验和价值取向，庄子的人生艺术化与‘乘物以游心’的诗性人生，为我培植超拔、虚静、自在、自适的心态，提供了有益的滋养；而道家文化，特别是庄子的艺术精神，更成为我治学与创作的一种深度背景和可贵的富矿、重要的领域。至于增强了思辨功能，扩展了经过现代化转换的艺术视野，就更不用说了。我很欣赏庄子那种超脱凡俗、不为名利所执的超拔境界，对于历史上的这类人物自然有一种情感契合。”③
　　确确实实，王充闾并不是一个热衷于仕途并钻研投机之道的人，他的内心甚至为仕途与为文两种思想、感情与行为方式的冲突而困惑，对于仕途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在他的生命意识中有着向往精神的自由，以诗性的方式生存在现实生活中的天性。因此，他喜欢庄子，喜欢庄子那种“无待”的人生境界，那种不羁的处世态度，那种灵魂的自由自在，是完全可以相信的。在他的作品中，特别是在近年来发表的作品中，庄子在诗化人生的方式中所透露出的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追求，成为品评人物人生境界的重要坐标系。对庄子艺术人生境界的推崇，也为他的艺术世界带来了超越人与物有限存在的巨大的时间与空间的扩展，蕴涵着一种游于物外，自在、自如的高远境界精神向往，在艺术表现方式与审美意象的创造也多有借鉴庄子，能够使读者生命意识中向往自由与独立的天性得到诗意的栖息与升华，完成诗性化人生的体验。
　　但是，即使是这样，如果把他对仕途顺其自然的态度理解为道家出世思想的表现，把他在作品中宣示的对道家文化与文学思想的推崇，并在艺术表现中的积极展现看作他是道家思想的证据，在我看来，这是大可怀疑的。其实，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哲学思想都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或者说都具有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很难将两者清晰地分离出来。这是与个体的现实观念与理想精神相对应的。人总是要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以现实的态度处理，同时，人又总会产生超越现实的理想。诗化人生当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但毕竟人首先要在现实生活中衣食住行，然后才能从事哲学与艺术等精神生活。理想能够引导人从现实中超越，向着更高的人生境界努力，但无法代替人的现实存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两个主要派别儒家与道家必然会发生互补。个体的人也是这样，我们也常见到中国知识分子出入于儒家与道家之间、入世与出世之间，常常陷入现实的束缚与精神“无待”要求的心灵冲突之中。王充闾及其他的散文创作大概依然在这矛盾之中。他对散文创作卓越的追求，他努力达到的意识的深度，他对社会、人生、人性的不懈探索，也就是他对自身内圣化的要求，都体现着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精神深处对儒家思想传统的继承，而且这种思想精神投射到艺术世界中，给王充闾散文带来的美学品质也是鲜明的。在王充闾的全部散文中，包括那些写庄子、写李白、写苏东坡的篇什中，尽管有些对他们人格独立、精神自由、豪放不羁的人生境界热情展示，但作品本身所释放的则更多的是深邃的理性思考和对历史、人生深深的喟叹，甚至是杜甫式的沉郁。在他的散文作品中，能够读到的更多的是理性精神烛照下的从容与雅致，却很少能够读到《庄子》的那种汪洋恣肆、无拘无束。
　　或许，在当前的语境中，人们会把与政治、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看作为保持人格独立、精神自由、诗化人生的道家思想的表现，这种看法似乎过于简单。冯友兰先生曾经指出过，不能把中国传统哲学称作完全是现世的，也不能把它称作完全出世的。它既是现世的，又是出世的。中国哲学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既讲究实际，又不浮浅。中国哲学的使命正是要在这种两极对立中寻求它们的结合。如果不仅能够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中实现这种综合的，就是圣人。他既入世，又出世，他的品格可以用“内圣外王”四个字来刻画。内圣，是说他的内心致力于心灵的修养，外王，是说他在社会活动中好似君王，并一定是一国的政治首脑。①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就可以大概理解王充闾散文创作中出现的内在矛盾。我们也许不必区分他属于儒家或道家，因为他遇到的是传统知识分子经常会遇到的困惑。在《青山魂》中，王充闾揭示了李白宏伟抱负、从政情结与其张扬个性、傲岸品格之间的内在矛盾，现实存在的李白与精神存在的李白相互冲突，试图超越却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他意味深长地指出：李白内心的矛盾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心态，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性”①。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它看作王充闾自身的写照呢?因此，我更倾向于整体地看王充闾的思想与创作，将他看作中国文化与文学传统的传承者和践行者。

　　四
　　王充闾说的这段话应给予足够的重视：“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由此形成的全球化语境，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实现了文学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导致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纷乱与喧哗。随之而来，作家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由以往的对现实功利目标的直白展露，注重外部世界的描绘，转为对自身情感、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从过去对政治形势的热情跟踪和对表层现象的匆促评判，转向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对现实世界和国民心理的深刻剖析；抛弃那种平面的现行的艺术观念和说明性意义的传达，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与抒情方式，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构成了今日散文繁荣兴盛的基础。”①这是他的描述当下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识受到西方现代文学思想影响，所发生的三大重要的积极转向。它也透露出近年来王充闾接受西方现代思想后，在散文创作的审美意识层面的重大发展。
　　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强调文学的批判品格，强调文学家的主体性与主体意识，强调对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灵世界的关注，都不是中国文化与文学传统中所具有的，虽然我们在传统中大致可以找到一些思想的因素，但远不符合现代意义。它们产生于工业化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是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在思想、艺术领域里的反映。自由、平等的个性化文化要求，日益挣脱以政治、主流意识形态为象征的现行秩序与束缚，衍化出种种主义来，以展现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精神诉求。文学力图独立于政治、道德，乃至功利要求，建立起审美的王国，把个人的精神自由提升到人的本体层面来展现，批判一切限制、束缚人的自由的现实，是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所发生的现象。新时期以来，中国在生产方式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思想文化的转型，使上述审美意识成为构成当下文学语境的重要因素，并且形成了展示不同生存意识与生存境界的多元化文学成果。王充闾敏锐地感受到西方现代文化与文学思想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与价值，并且将其纳入自己的审美意识中。不过，他以他既有的文化与文学对其进行了积极的扬弃，文学的独立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生命与生存关怀意识等，都与庄子、与道家、与刚健有为的儒家精神发生了“契合”，融会在了他的以天下情怀为基本精神的审美意识之中。
　　王充闾在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批判意识已经在新的层面了。他在散文中展示了一大批历史人物，并不滞留于流行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道德层面的评判，努力抛弃那种平面的现行的艺术观念和说明性意义的传达，绝不让自己的文字成为流行观念的逻辑演绎，也绝不对生活作说明性意义的公共话语传达，无论是庄子、严光、李白、苏轼，还是陆游、曾国藩，都把他们还原成一个现实的人，一个复杂的多侧面存在的人，将视点聚焦在他们在现实生存背景下心理发展的逻辑上。通过对他们不同的生命意识与生存方式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获得的生存状态的展现，追寻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意义，达到对人性、人生、社会、历史的深度思考。
　　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生存悖论和悲剧命运的发现和揭示，是王充闾新的文化视野与审美意识所产生的成果。他指出：“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别之有三类：在朝的，在野的，周旋于朝野之间的。不管哪一种，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总的说，最后都是悲剧性结局。入世地实现了儒家经邦济世的社会价值理想，获得了政治的权力、地位，却丧失了自我，失去了人生的自由与安宁；出世地获得了个性自由与人格尊严，进入纯粹的精神世界，却放弃了知识分子固有的社会理想和人生抱负；第三种在穷达的张力之中苦撑着，也并没有人生的快活。”①且不论这“二律背反”的文化悖论所依据的哲学基础在王充闾那里是否统一，但它毫无疑问地说明，王充闾这个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遭遇到的“文化悖论”的发现，是他接受西方现代人学思想，提升个体生命地位，人生价值标准发生改变的一个重要成果。当个体生命受到尊重，个人作为思想着的主体对自身的独立、自由的欲望能够正视，并达到了自觉，人就难免产生觉醒的痛苦和对人生的悲剧意识。鲁迅有着强烈的悲剧意识，他发现了传统文化“吃人”的残酷本质，看到了发生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无泪的悲剧，是因为他把底层民众提升到有着普遍意义的人的生命主体的地位中来观察，揭示出鲜活的生命个体是如何在旧文化的困境中走向悲剧结局的。王充闾则从人的生命意识中追求自由、诗性生活的无限性与现实生存环境的有限性之间难以统一的困境中，发现了古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从王充闾审美意识的发展过程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走向世界的开放精神与巨大努力。王充闾散文创作中与新文学一样存在着传统文学精神与西方现代文学思想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在新文学产生的初期，两种文学思想是以对立的关系显现的。对古代汉语文学的革命，是以西方现代文学思想为思想的武器开展起来的。上个世纪之交出现的梁启超、严复、蔡元培、王国维等清末知识分子主张以西方现代文学思想“新”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现代知识分子主张以西方现代文学思想革旧文学的命，都是以西方文学思想之“新”改造传统文学之“旧”的。新文学似乎在与传统文学断裂而脱胎换骨地成为西方文学谱系中新成员而形成的。但另一方面，这使我们在新文学倡导者那里看到了一种有趣的悖论现象：那些倡导以西方文学代替传统文学的文学革命家，却以最“功利”的态度彰显着“经世致用”的文学传统精神。王充闾的散文创作也是这样。从王充闾开始散文创作以至今天，尽管在题材、主题、艺术表现方式等方面有了明显的发展，完成了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但我以为，其基本的艺术精神还是没有变化——他依然属于中国正统知识分子，而且是保留儒家思想因素较多的知识分子，尽管他广泛地学习西方现代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和文学理论，并由衷地赞叹，但他还是没有改变他的文化立场，还是只能从一个文化主体的视角以自己的经验理解和吸收，将其纳入既有的思想理论体系之中。这并不是他对待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吸收缺乏真心，而是文化交流的规律所决定的。这也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只是传统文化与文学精神的传承者，他属于当代，属于具有世界性、现代性的现代知识分子。
　　王充闾是中国汉语文学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优秀散文作家，是中华传统文化赋予了他精神的原型，塑造了他的人格理想和文化品格，他的思想与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一脉相承，也是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思想文化传统在当代的延续。他对现代汉语文学创作应该秉承的中华民族文化与文学传统有着深刻理解与应有的尊重。他知道，传统并不仅仅是历史，同样存在于现实之中。因为传统是现实的构成因素，是通过历史流程而不断延伸的民族生存经验在精神层面的结晶，也是构成现代生活的精神命脉和未来发展的源泉。同时，他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又是一个努力把世界先进思想与文化用来建设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具有现代意识、全球意识的作家，能够站在世界历史的新高度认识和反思传统，以扬弃的方式形成当代意识。“新时期文学的现实性、当代性建设，应是在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反思和扬弃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只有在与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才有实在意义。传统对于人类来说，发生于过去，却永恒地生成于现在与未来；显现于日常生活，却深藏于人类本性之中。”①因此，他始终保持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下情怀”和理性精神，对民族生活与社会发展有着自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站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角度观照人们的精神存在状态，给予生动的表现。也是在这一角度，他积极汲取当代先进的文化思想资源，以现代思想解读和反思传统文化，以独到的思想深度揭示其历史的局限，把人的生存与生命意识提高到艺术表现的中心位置来。他的文学观定位于“为人生而艺术”，要以“深度意识”、“超越意识”实现对历史、社会、人生、人性的思考与表现，他的散文创作在题材、主题、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等方面都鲜明地保存着汉语文学刚健有为、优美典雅的美学品质，都是他的文化品格和艺术精神合逻辑的表现。
　　
　　
　　注释：①《一位散文作家的历史情怀》，《山城的静中消息》，第29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②王充闾，《渴望超越》，《寂寞濠梁》，第27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③④⑥王充闾，《文学创新与深度追求》，《西厢里的房客》，第323、31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⑤王充闾：《文学想象力刍议》，《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①①③王充闾：《渴望超越》，《寂寞濠梁》，第274、27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①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7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①王充闾：《渴望超越》，《寂寞濠粱》，第27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②王充闾：《文学创新与深度追求》，《西厢里的房客》，第321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①王充闾：《文学创新与深度追求》，《西厢里的房客》，第32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①丁宗皓：《一位散文作家的历史情怀》，王充闾《山城的静中消息》，第29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