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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鲁敏的小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她注重对“人性善”的发掘，但并不追求纯粹化；她探讨小说的可能性，但不凌空虚蹈；她的小说大多取材于城乡中下层人群的生活，但又与一般“底层文学”不同，她更注重从精神方面考察底层人的生活状态，而较少直接触及社会问题，同时她也不追求戏剧化的冲突，而力图在对底层生活的描绘中呈现其真实状态，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她是对“底层文学”的一种丰富与发展。鲁敏的小说，以其宽阔的视野、扎实的功底与厚重的格调，正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1、“混搭”与小说的可能性
鲁敏近期的小说，体现出了一种“混搭”的结构技巧，所谓“混搭”，正如作者所言，“……这是M从时尚杂志上看来的，现在穿衣流行混搭，品位流行混搭，比如说，波希米亚风格的裙子与小西装背心，喜欢打高尔夫同时喜欢吃方便面，等等。”如果我们将“混搭”当作一种艺术风格，即作者试图将不可能相遇或不协调的人物，通过某件事连接起来，从不协调之中体现出一种参差、交错之美，作品中的人物越是不协调，越能见处作者构思的精巧与艺术上的功力。
《致邮差的情书》写“小资”M对一个邮差虚拟的“爱情”，M生活在时尚与虚幻之中，而邮差罗林则处于日常生活的窘迫与繁琐之中，在正常的生活领域中，他们两人的生活有如云泥之别，不会有感情上的交集，而小说正是在这种不可能性之中开拓出了一种局面，通过M矫揉造作的突发奇想，也通过罗林“邮差”的职业，建立了一种二人发生“爱情”的可能性，尽管这一爱情，小说的精巧处恰在于在悬崖的两岸建立了一座桥梁，尽管这一桥梁是虚幻的，是稍纵即逝的“彩虹”，但这一虚幻却也是动人的。之所以动人，一方面在于他们的生活或者“悬崖的两岸”落差极大，另一方面，作者是根据他们生活自身的逻辑加以描述的，无论是M写情书的冲动，还是罗林接到情书的反应，都符合他们他们的思维，而正是将这两种不同阶层日常生活进行对照，让作者发现了一种巨大的反差，而这种反差中不仅使小说更具有戏剧性与反讽性，也隐藏着当代中国问题的核心。
《正午的美德》是一种散点透视的方式，小说中有四个人物：面临人生困惑、想把自己献出去的女大学生圈圈；有一个大学生儿子的开钟点房的母亲凤珍；第一次领到任务的青涩警察小金；不无道德感的“成熟男人”程先生。这四个人物都很普通，他们各有各的生活，各有自己面临的问题，仿佛是偶然或者漫不经心，一件事情将他们连结在一起，却形成了一种极为复杂的扭结，具有一种冲击人心的力量。在“上帝的视角”下，四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生活逻辑，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在小说的推进与暗示中，我们可以预料到小说的结局，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案子”，但小说正是在细节的铺排中，以出乎人意料的方式达到了结局，每一个人都是无辜的，都是应该原谅的，但却出现了猝不及防的故事。作者将四个似乎毫无可能交叉的人物，以丝丝入扣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发现或者说创造了生活中的“可能性”。在鲁敏的小说中，《致邮差的情书》、《正午的美德》可以说是“混搭”的典型。
《思无邪》将两个完全不可能在一起的两个人，以一种独到的方式联结在一起，一个是瘫在床上的痴子兰子，一个是孤儿、哑巴来宝。来宝照料兰子，难以想象会发生什么。令人意外的是，即便是聋哑和痴呆，对人的自然生理要求仍能无师自通。十八岁的宝来让三十七岁的兰小怀孕了。突如其来的事件沉重地打击了兰小年迈的父母，但他们并没有指责来宝。短暂的愁绪很快被喜悦替代，在村民的撮合下，他们成全两个不幸的人。小说到这里已经接近“圆满”，但兰小大出血突然死去，则将一个喜剧转变成了悲剧。
与《思无邪》相似，《逝者的恩泽》也通过艺术的方式将两个完全不可能在一起的人连接在一起，但这是双重意义上的，一组是红嫂与古丽，她们都是陈寅冬的妻子，在陈寅冬去世后，古丽从新疆千里迢迢来投奔红嫂，按世俗的看法，红嫂是不可能接纳她的，但小说以让人信服的方式描述了两人和谐的关系；另一组是古丽与青青，这两个人都爱着张玉才这个“初中毕业生”，但古丽发现青青也爱上张玉才之后便主动退出，以一种对年青人的祝福结束了自己的情感。小说通过这两组相互交错的“不可能的感情”，展示了女性宽容、隐忍、含蓄的性格，也试图以此来探讨“人性”及其深度。虽然这样的女性对“女性主义”来说或许是一种反动，但似乎以较为极端的方式展示了另一种“文明的逻辑”，这是一种民间或“底层”的逻辑。
我们可以看到，以上小说中尽管有种种不同，但“情爱”与“人性”却构成了其内在的共同支撑，它们既使小说在对不可能的跨越中构成了戏剧性，同时也是小说最终要探询的主题。情爱的可能性为小说提供了丰富，但如果构思的扭结点仅限于“情爱”，也显现了某种单一化的趋势。与当下文坛人性恶的泛滥相比，鲁敏对人性善不无意义，但止于“善”并没有写出人性的丰富与复杂，而仍有一种抽象化的理解与表现，对“人性”缺乏在社会环境中的具体考察。
在鲁敏小说对不可能的跨越中，我们可以看到先锋小说的遗韵，这可以给我们以新奇、陌生的阅读感受，但同时也伴随着危险与挑战，“主题先行”，或者说作者对故事、人物的规划与干预如果过于强烈，必将对小说的丰富性造成伤害，这包括对既定主题之外的丰富性的排斥，也包括小说阐释向度的狭窄与单一，虽然鲁敏小说中这一危险尚是隐性的，但也值得关注。另一方面，鲁敏小说与先锋小说不同的地方，在于她对日常细节和不同生活逻辑的把握与呈现，这样对现实的尊重与体贴，使她有可能避免先锋小说的凌空虚蹈，从而突破主观的既定规划，创作出更丰富的作品。
2，黯淡的城市，幽微的心思
如果说“混搭”和对小说可能性的探索，构成了鲁敏近期小说的一种特色，那么写实则是这一探索的基础。鲁敏写实的功力，不仅体现在对具体人物、事件与细节的描摹中，尤其表现在她对整体生活氛围的捕捉与营造中。在她描写城市生活的小说，如《墙上的父亲》、《暗疾》、《镜中姐妹》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底层人生活的精神状态，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形成的一种阴郁、压抑、黯淡而绝望的处境，一种看不到希望与出路的生活，人们似乎永远无法看不到改变的可能，甚至连改变的愿望也是微茫的，而只能深陷于泥潭一样的生活，在胶着的状态中生存，这种状态既与物质生活的水平有关，但又不限于物质生活，而是由各种因素构成的：家庭关系的紧张、前途的无望、工作毫无趣味、日常生活的简单重复与琐屑庸常，以及在与其他社会阶层对比中形成的自卑心理、被社会发展甩出去的无奈等等。
在《墙上的父亲》、《暗疾》这两篇小说中，王蔷、梅小梅改变目前生活状态的唯一可能，就是嫁出去，但选择范围、层次与方式的限制，又在这一过程中给她们带来了新的伤害。“梅小梅认识的人实在有限，又不可能指望父母的人际关系会带来更多的机会。有过的几个‘南京人’对象，慢慢地，也虚妄了、流产了……快点收住脚吧，还是回到原来的轨道里，像她认识的那些主妇们一样，在老乡群里找条件合适的男孩子，一切，仍在圈子里就地解决掉。这是规矩，是法则，她怎么头脑一热想起来要背道而驰的？”——如何在黯淡的生活中突围而出，构成了鲁敏这类小说的一个焦点，而在这一过程中女主人公幽微的心思，则构成了小说主干上的婆娑枝叶。
在《暗疾》中，姨婆的便秘、父亲的呕吐、母亲过于仔细的记账，构成了梅小梅家庭生活的压抑与绝望，这些将她在精神上分裂开来，她在家中是个乖乖女，在外面却成了一个“购物狂/退货癖”，上班之余她穿梭于各大商场的时装区，疯狂选购，过后再去退货，既没有经济损失，外表也足够体面，这也成了她报复社会的一种方式，一种弱者的反抗，合法的反抗。而小说中最后一次浓墨重彩的相亲、结婚，最终也成了她“退货”的一个新版本。小说在沉稳叙述中积聚的力量，在结尾处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爆发了出来。
《墙上的父亲》写一个失去父亲的家庭，母亲和两个女儿的生活。父亲的死去，不仅使这个家庭失去了物质与精神上的支撑，而且为家庭带来了耻辱，他是在与一个女人约会后出车祸被撞死的。如何摆脱父亲带来的羞耻，并弥补他离去造成的缺失，是这个家庭尤其是长女王蔷所面临的问题，是她成长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阴影。母亲的世俗与节俭，妹妹的贪吃与偷窃，更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使她的婚姻之路上充满暗礁，但似乎唯有婚姻才有可能改变她的生活。在这里，如果我们将父亲视为一种隐喻，那么这一隐喻是复杂的，他既是一种“支撑”，也是一种“耻辱”，还是在琐屑的生活中追求“自由”的一种象征。
在这黯淡的生活中，“偷情”似乎是能给生活带来生机与乐趣的一种方式，《墙上的父亲》、《白围脖》中的父亲，《取景器》中的主人公唐冠，似乎都是在为逃避日常生活的庸常、或追求另外一种生活而偷情，但“父亲们”为此付出了代价，而唐冠则从爱好摄影的情人的“取景器”中，愈加看到了他家庭生活的琐屑、庸俗与无聊，究竟是对这一发现的不敢或不忍正视，还是残存的道德感，战胜了他偷情的欲望？小说中没有明示，但十七年之后他在濒死之际对旧情人的暧昧，仍可以看作在灰暗生活中寻找亮色的一种努力。
与以上小说写的是南京城的“城北地带”不同，《镜中姐妹》虽然写的是小城市，但也让我们看到了黯淡生活中的青春。小说主要以“小五”的视角，写一家五姐妹在少女时期的曲折成长，她们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但不同的心理和性格，造就了她们不同的成长过程。春华嫁给了一个县政府财政科的职员，后来丈夫升了职，家庭却出现了危机；秋实在无数次恋爱之后，嫁给了一个鳗鱼贩子；大双因小双的死而愧疚，远嫁西藏，再也不愿回家；到最后“小五”以考上大学的方式离开了家乡。小说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家庭隐秘的历史与微妙的关系，青春的萌发使她们试图突破凡庸的网络，但却又都落入世俗的轨道之中。
小说中的一抹亮色，是双胞胎姐妹大双、小双的初恋。她们相貌相似，但性格并不一样，都喜欢上了一个即将高考的学兄，这个男生的一句话，使她们意识到彼此应该有所不同，于是小双剪去了头发以相区分。考上大学的男生从远方寄来一个发卡，使小双认为他喜爱的是留着头发的大双，因而跳到了护城河中自杀了。这是一个浪漫而凄凉的爱情故事，而当多年之后，“小五”在城市遇到这个男生之后，却发现他或许不值得小双付出生命的代价，爱情的神话也在庸常的生活与时光的流逝中黯然失色。
无论是“城北地带”，还是小城，对处于中下层的市民家庭来说，似乎都无法看到未来与光明，他们仿佛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等大叙事无关，所过的只能是日复一日的黯淡生活，鲁敏以敏锐的感觉描绘了底层人在这一生活中的精神状态。但与残雪《山上的小屋》、陈村《一天》等小说不同，她没有将之抽象化与剧烈化，而在细致的写实中展现了他们的生活；同时也与《一地鸡毛》等新写实小说不同，她没有安于琐屑并处之泰然，而是瞩目于主人公幽微的心思与改变的渴望，改变的可能虽然渺茫，但毕竟能给人一丝微弱的光亮。
3，传统、乡土与农村中的新问题
与描写城市生活的小说不同，鲁敏关于“东坝”的描述，是充满暖色调的，这一方面可以视为她对传统与乡土饱含感情，此外或许也寄托了她理想的“人性”。以“东坝”这一虚构的村庄为舞台，鲁敏已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她以故乡东台为原型，以艺术的方式展现了对传统与乡土的多重理解，在这里，有各种人物与故事上演，也带给了我们丰富的意蕴与思考。
《纸醉》是一个当代版的“边城”故事，它的好处在此，其不足处也在此，小说通过大元、小元两兄弟与开音这个哑巴姑娘的爱情故事，展示了民风的淳朴与爱情之无奈，如果说《边城》的艺术特色在于“清丽自然”，而《纸醉》则在于“温柔蕴藉”，有更多含蓄的意蕴，或许这正是中原文化与沈从文的不同之处，但与《边城》在故事与主题上的相似，则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这篇小说艺术上的原创性，虽然小说也融入了新时代的一些生活元素。小说中值得重视的另一点，是对剪纸艺术的描绘，作者惟妙惟肖的细致刻画，既烘托了开音的性格与才华，也表现了她对传统手工艺的珍视。
《风月剪》中的裁缝艺术，在作者的笔下也呈现出了异样的光彩，与小说中的爱情故事相互交织，具有一种，我们从中看到了传统手工业者的师徒传承，其中不乏旧日时光的温情与色泽；另一方面宋师傅与英姿、望石以及小桐之间爱与欲的复杂纠合，使小说并没有流于怀旧，而是在一种极端情境之下探讨了“人性”的复杂与幽微之处，在这个以宋师傅为中心的故事中，有爱慕他而他不得不疏远的女人英姿，有他不爱但不得不与之媾和的女人望石，还有他喜欢的懵懂少年小桐，在故事出人意料的逐步推进中，小说走进了一个结局：宋师傅为了证明小桐的清白，在与望石发生关系后，带着厌恶的心情自阉了，小说将传奇性与绵密的叙述结合了起来。
《白衣》写一个高考落榜生陈冬生回乡做赤脚医生的故事，这个清秀文雅的青年在培训期间暗恋乡镇医院的梅云，回乡后被沈小莲诱惑，惹下麻烦甚至落入圈套，他还和已婚的心性高傲的英姿幽会偷欢。在他周围是粗俗的男人们，朋友邹虎、村长王志高以及曾一起培训的同行等等。小说以陈冬生的“成长”为线索，描述了他与环境的不协调，以及在这种不协调中逐渐（被动）改变的心理过程。在《风月剪》与《白衣》中，我们看到一个“卓异”的人在环境中的消极变化，在这里，作者对村民的描述是批判性的，他们呈现出的是粗俗的、欲望的一面，但在《纸醉》、《思无邪》、《逝者的恩泽》以及《颠倒的时光》中，村民则颇具人情味，尤其是在不同小说中都出现的伊老师这个人物，代表了乡村与民间传统中的一种善。或许只有将村民的两个侧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理解底层或民间的真实面目。
《颠倒的时光》写青年农民木丹夫妇种大棚西瓜的经历，作者没有着重写他们经济收入的提高，或者劳动的辛苦、生活的困窘，而重点描绘了他们对“颠倒的时光”心理上的不适应，由于蔬菜大棚的出现，正常的四季循环被打破了，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几千年来的农耕习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在这里被完全颠倒了过来，这给木丹带来了精神上的困惑。在这里，小说触及到了当前农村中所面临的新问题，而且以独到的角度提了出来。如果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大棚”的出现是一种飞跃，可以给农民带来更多效益，但如果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内在的和谐来看，却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木丹在这一过程中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一开始就没有将经济问题作为小说的中心，木丹虽然对村中外出打工的人不无欣慕，但却并没有走这一条路，因为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一种更为幸福的生活方式，而种“大棚”，也是一种将创业与美好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尝试，在这里，作者关注到了农民的精神满足感问题，这虽然较少为一般作家关注，但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当前中国，大多农民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态，而且这将会在较长时期内延续，在这一状况下，如何使广大农民在增收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过得更加幸福，这不仅是一个社会命题，也是文学应该关注的心灵问题。
当前描写农村的小说，大多仍局限于旧主题，对于新出现的问题却并不敏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当前农村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比如全球化市场与中国农村的关系、粮食安全与耕地问题、农业与农村的“工厂化”或“空心化”、转基因食品与跨国公司的控制、化肥农药的过量施用带来的影响等等，而不少作家视而不见，应该说这一方面与作家的思想视野过于狭窄有关，另一方面作家也可能尚未找到适合的艺术方式加以表达，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作家一定要表达上述问题，但在这些问题出现之后，中国农村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它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也使旧的因素在新问题中得到了新的表现或组合，如果没有新的视野，不仅无法理解当前的中国农村，更无法创作出具有新意的大作品。在这方面，《颠倒的时光》可以说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功。
从结构上来说，与“混搭”的小说不同，鲁敏小说的大部分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的，这些作品同样具有一种美感，但与“混搭”引起的戏剧性对比不同，在这样结构的小说中，作者擅长在日常细节的变化中捕捉主人公的心思，让人在渐变中体味到其细微之处，而总体则有一种厚重之感，仿佛是人生与社会经验的浓缩，具有一种日常生活史诗的品格。
无论是“混搭”，还是以质朴的笔调顺时叙述，鲁敏小说都具有一种艺术上的“魅惑力”，能够营造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让人沉浸其中，并从中感受到美感，这是一个作家在艺术上成熟的标志，这不仅与作者观察、理解世界的独特角度有关，而且与其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有关，正是这些形成了一个作家的个性。鲁敏小说关注的是小人物或者“底层”的生活世界，但在艺术处理上，她却具有自己的色调、韵味与结构，这使她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底层文学，也丰富了底层文学的艺术性与表现力。
鲁敏小说的语言具有突出的特征，舒缓的语调、娓娓道来的叙述、散点式的结构，使她的小说不以戏剧性见长，但却具有一种缓慢而深入人心的艺术力量，这使语言获得了一种本体性，同时也显示出作者的沉稳与自信，另一方面，作者对小说中每一个人物都试图加以理解，而并不以片面或漫画化的方式加以表现，也体现出了一种理解他人的愿望与能力，这在当前的创作界是难能可贵的，也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宽容、朴素而坚韧的人生态度。
更重要的是，鲁敏还找到了东坝、城北地带这两个创作上的“根据地”，从这里出发，她已经为我们奉献了不少优秀的小说，但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伴随着对生活体验的加深，以及新视野的开拓与技艺上的增进，她必定会有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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